帝喾崩后十月而后稷生，盖遗腹子也。
如古者诗有三千余篇，皆是先王之法，而孔子所取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 孔子之《诗》，包括契、后稷、殷、周之事，先王之事既存，孔子之法亦在其中，此即孔子删《诗》以折中之也。《曲礼》曰‘齿路马有诛。
所以，当刘歆认为《周礼》是周公致太平之迹，后世从王官学的角度，固然可以说《周礼》便是周公立法，也是周代之史。他认为经与史相反，史是已行之事，经是载诸空言，因此写了一本《孔经哲学发微》，认为：哲学名词，大约与史文事实相反。注解经书，目标首先是文字，至于文字所指向的东西，不论是制度还是历史，都是次一级的问题。在周公之迹的意义上，可以说《周礼》是周公之法，也是周公时期的历史。由郑玄观之，孔子之前的列圣固有立法，而孔子也立孔子之法。
经书的独立性与解经方法的历史化，既维系了经部的独立地位，又塑造了传统的经史传统。三，圣人之法的多元化 郑玄究先圣之元意而建立一套新的经学，使经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是的，恕本来离不开敬。
人而不能恕，就是不具有文德，实即不仁。然笔者的释义也只是略备一说而已，不敢自专，还请博雅通人多所是正。皇侃《论语义疏》也持斯意：凡有所传述，皆必先习，后乃可传。明道说的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不其忠乎，伊川说的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忠也，自是引古得义之言。
结果得到各路诸侯的响应，周公这才放心地制作礼乐。故其所处之环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则其学说不易评论，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，其时代之真相，极难推知。
达到此一程度，方可以放心地行走和行事。他说：视人犹己，则忠。毋友不如己者，讲的也是应该亲近讲忠信之人。恭敬之心，礼也，亦敬也。
朱子为人谦谨，为学格局宏大，胸襟风度阔朗无涯际。这让我想起本人研究多年的陈寅恪先生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载，一次子张提出一个问题，即怎样使自己的行为得体而又能为人所接受。所谓外者，即中和忠的致用也。
仁的内涵的确需要有爱来充实。赵岐注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曰：当自强勉以忠恕之道，求仁之术，此最为近也。
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其实只要明白了忠信的内涵，又能躬行其道，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明道（程颢字明道）说：以己及物，仁也。可见恕之义理，也可以从《尚书》中找到理绪渊源。子张深以为然，于是便将这些话写在了绅带上，作为自己的警示语。笔者多次讲过，敬这个价值理念是礼的精神内核，而此处将忠信视作礼之本，兹可见忠信这个价值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。言急于己而缓于人，天用是故爱敬之也。他首先给仁下了个定义，认为以己及物就是仁
随后，1982年3月8日通过，1982年10月1日试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定： 第六十一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，都有义务出庭作证。意图犯前项之罪而顶替者，亦同。
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但是，孔子马上反驳了叶公，在孔子看来，父亲犯罪，儿子为父亲隐瞒，父亲为儿子隐瞒，这种出自人的内在情感的行为，才真正表现了直。
无论是《汉书·刑法志》的概括还是具体的《唐律疏议》中的律典解释，都是从人讲起而后讲礼乐，而后将刑律。这样的规定，才真正是亲亲相隐的现代制度。
从唐律到清律的这一规定，主要带来两种结果，首先，是以亲亲为基础的社会道德的建构，对每一个人来说，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，才能爱其他人，爱亲人是爱其他人的起点与基础，如果破坏了这一起点和基础，便破坏了一个人正常的伦理情感。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？自今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宣帝承认父子、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，是根源于人心中的自然情感，而且，这种自然情感乃是道德的根基。因为这一条文明确表明，即便是为了减轻亲人受到的处罚而做出藏匿犯人、伪造证据，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，但从个人情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，因此，有必要对亲属与非亲属做出区别，而对亲属采取减轻或免除其刑的特殊对待。
现行的《刑诉》第五章《证据》中规定： 第四十五条：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、调取证据。这既是对家庭伦常的模式，也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。
凡是伪造证据、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，无论属于何方，必须受法律追究。这在现行法律体系中，表现在为达到国家统治的有效性，而不惜牺牲家庭内部亲属之间的情感。
父子相隐的精神，化为亲属藏匿犯人、湮灭证据减罪免罪，以及拒证的权利，分布在《刑法》、《刑诉》、《民诉》三种主要的法律中。政治放弃对良善风俗的引导，便无异于放弃自身的责任。
在正常的情况下，谁也不愿意协助国家机关惩治自己的亲人。情节严重的，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第一百六十七条 配偶、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、拘禁之逃脱人，而犯第一百六十四条或一百六十五条之罪者，减轻或免除其刑。四，法律的责任 任何一种法律思想，总是与政治制度、社会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真正惩恶扬善，保护共同体生活。
所以，在制度建构中，要为每一个人的正常伦理情感留下足够的空间。同居相为容隐的规定，尊重每个人自然而然的伦理情感，而避免以政治权力去破坏伦理。
而且，这种破坏，一方面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，一方面是以被告人、犯罪嫌疑人可能的犯罪事实为依据，使扼杀亲情转而变成合理合法的内容。所以，诏令中规定，子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祖父母，都不加追究。
法律制定者在制定这一律文的时候，目的纯粹是为了规范证人出庭制度，为了强制某些证人出庭作证，因而不得不将家庭内部的亲属排除在外。而后并没有加上关于亲属之间的特别规定。